2016-2020将是中国养老产业发展关键的五年，2016也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
2000年(1999年底)进入人口老龄化，2000-2010的十年，我们并没有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2010-2015的五年，这个产业才刚刚开始真正被重视。也就是说，直到今天全社会才在"时代延续的家庭养老真的有问题了"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依靠全社会力量共同面对人口老龄化是无法抗拒和逆转的历史趋势。这应是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的第一页。第一页翻过去了，2016将进入第二页，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做？如何用最低的代价和成本解决更长期更复杂的问题？因为长期持久，所以必须考虑代价和成本。
首先是发展方向和模式，也就是如何定位。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一个省相当于西方一个国家，区域相异之大及多层次需求决定了养老产业发展需要设计出不同模式。
是否可以设计出以下三种发展方向及模式：
第一层，农村及边远地区采用北欧模式，用国家税收支持及偏重社会福利方式加速缩小与城市的距离。农民是中国最底层的人群，很多留守老人们陪着孙辈过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悲惨生活，国家力量加大支持无疑是最现实最可行的。
第二层，中小城市采用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德国模式解决社会化养老问题，偏重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发挥协同作用，用中等成本解决多数中间群体的养老问题。
第三层，大城市重点发展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美国养老模式，用中高端成本满足中高端群体的需求。
虽然三种模式在三个层面都有混合与交叉，实际上是无法严格割裂的，但这种清晰的发展战略和定位会让每个人容易找到自己的养老定位及安排，便于一些不适宜在大城市养老的人群向周边疏散和流动。养老成本，不论今天还是未来，一定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医疗资源配置能够跟得上，这种布局就更具有可操作性。对于普通百姓来讲，过去一直依赖政府养老，现在说不行了，要靠自己和社会养老，要以房养老。怎么才叫靠自己？如何实现靠社会？能否把"社会化养老"这个概念解释得更清晰更精准些，是市场需要的，也是老年群体自我规划晚年生活的前提。
其次，在宏观政策层面，支持养老产业政策会继续出台，但能否落地仍然是一个难题。难题破解的关键在于中央与地方责权利的清晰划分与界定。中央把握大方向，地方出台实施细节，中央解决立法立规，与地方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地方有权自主运作，也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目前现状是中央35号文件出台之后，地方全部出台了配合中央35号文的文件，但长得几乎是与中央的一模一样？细读哪一条都不明白具体什么样，企业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问地方政府谁也说不清楚。猜测中，疑问中，困惑中，朦胧中摸着石头过河，不知水多深，也不知石头在哪儿，这就是市场现实。
旅居养老
